2012年10月8日 星期一

洛楓︰舞蹈與書法︰楊雲濤的《蘭亭‧祭姪》

原刊香港:《舞蹈手扎》(Dance Journal/HK) 十四輯,第五期 (Oct-Nov 2012)




說起「書法」和「舞蹈」會讓人聯想甚麼?筆勢與動作流向的關係?字體和舞者的空間佈局?當然還有台灣雲門舞集的經典作品《行草》系列,真實的肢體與投映的書法錄像互動得天衣無縫!因此,去看楊雲濤編舞、香港舞蹈團演出的《蘭亭‧祭姪》便帶著兩種遐思︰王羲之與顏真卿的書法如何被挪用、再現或轉化?編舞者想借用「書法」探索「舞蹈」哪些面向?顧名思義,《蘭亭‧祭姪》的靈感來自王羲之的《蘭亭集序》和顏真卿的《祭姪文稿》,前者書風飄逸瀟洒,文辭清麗婉轉;後者書體剛烈遒勁,文字悲憤沉鬱。兩種風貌截然不同的行草、兩個性格南轅北轍的書法家,給拼合一起正好互相對照,因此《蘭亭‧祭姪》也分成上下兩場,上半場「蘭亭‧意」情態陰柔、著重抽象的哲思,下半場「祭姪‧慟」氣勢磅礡,強調悲劇的命運──文本的選擇決定了舞蹈的形相與結構,同時也牽引了意境營造的方向,以及編舞個人心志的表述。

俱懷逸興壯思飛︰行草的故事
王羲之的《蘭亭集序》寫於東晉永和年間,記述作者跟友人在會稽山陰蘭亭的聚會,呤歌擊樂、酒酣耳熱之際乘興一揮而就,筆走龍蛇如騰空萬里、逸思飛揚如水流千山,既寄寓了他感時傷懷、對生命怱怱、生死不由人的唏噓,也流露了「天人合一」的自然觀;正如書法評論家盧有光指出,《蘭亭集序》「疏密有致,開合闊窄、左右揖讓,出於自然」,而且筆隨心轉,「讓人從靜止的字形中看出其活潑飛舞的動勢來」,道出了書法的空間設置,及其蘊藏律動的筆勢。至於《祭姪文稿》寫於唐代安史之亂時期,顏真卿時年五十,為哀悼在戰亂中死無全屍的顏杲卿父子而憤筆疾書,意緒悲慟、血淚交迸,因而遣詞激昂,運筆蒼涼剛勁,《顏真卿志》評說此稿遒麗淋漓,殺筆狠重,行筆忽慢忽快、時疾時徐,以「渴澀」的枯墨法承載了書法家撕心裂肺的痛怨,也形成了起伏變化的節奏與空間陣勢。從《蘭亭集序》和《祭姪文稿》的創作背景與作者的生平際遇,便可知道這號稱天下第一和第二行草的書法特色及其思想內涵,而楊雲濤的「改編」不在於「字形」或「詞意」的再現,因為「書法」和「舞蹈」屬於兩種形態不同的藝術,儘管兩者在空間、結構、線條、動感,甚至情緒與韻律的表達互有許多共通之處,但前者是二維的 (two-dimensional) 平面展示,後者是三維的 (three-dimensional) 立體架式,從書法到舞蹈的轉化正好浮現了編創者的藝術視點 (artistic point of view)。楊雲濤在香港電台的廣播節目《演藝風流》裏曾經表示,《蘭亭‧祭姪》的舞蹈意境不在於筆劃的模仿,而是關乎書法家及其字帖背後的故事,尤其是筆墨飽含的人性與感情,才是他最感興趣的地方,因為他堅信「舞蹈」必需與「人」相關才有意義,無論是文本背後的人還是流動台上的舞者,都是活生生的生命記認,那些人生處境充滿喜怒哀樂,舞動才會跌宕起伏,才會好看,才能感人!

欲上青天攬明月︰舞蹈的轉化
基於楊雲濤對「人的故事」的取向,《蘭亭‧祭姪》的舞台風格也以書法家的個體性情定位︰上半場「蘭亭‧意」比較現代和寫意,動作靠近現代舞的編演,並以鋪滿背景和地板的長布蔓延展開,象徵書寫的界面,也用作書法錄像的投映,舞者揮洒黑色的衣袖和裙襬、拉著飛揚絲絹的扇面、或坐地上伸腿、或翻身跳躍,呈現「書法」的撇、捺、勾、橫、點等線條,以遊走舞台的身影暗喻筆勢的運轉與流向,以舞者聚散分合的姿態組成書體佈局,結尾時再以古琴和蕭合奏「天人合一」的和諧。相反的,下半場「祭姪‧慟」相對地古典和悲壯,開首即以兩面「大鼓」的隆隆震響了時代激越的氣氛,並且散發悲悼的哀音,然後以群舞帶出動亂與生靈塗炭的景觀,舞者王磊飾演的顏真卿時而疾走於滿台的亂步與人影,時而獨自一人翻滾於台邊一堆散亂的紙張直至倒地不起,以高風亮節的造像演出一代書法家禍患的身世與悲愴的胸懷,充滿戲劇張力;結尾時來了一個逆轉,舞台空無一人仿如電影的空境,祇有居於中央頂端的大石徐徐降下,《祭姪文稿》的文字殘缺地顯映其上,看上去既是碑帖又是墳碑,留下餘音與遐思隨樂曲未曾休止……可以說,《蘭亭‧祭姪》的意象鮮明,尤其是燈光、道具、音樂、服裝的設計和配合,本身已是富麗的視覺元素,同時也彰顯了舞蹈的意境及推進了情節;然而,我依然有所遺憾,以「人」或「故事」的舞蹈開展最終難免囿於故事本身的限制,譬如說,王羲之一貫的洒脫,顏真卿照舊的慘烈,當然,我們看到了編舞的自況或借代,但看不出穿越時代的意識,從東晉到安史之亂一路走來走到當今的世紀,王羲之、顏真卿、甚至楊雲濤究竟是怎樣走過來的?能否走出跟原有固定框框不同的線條?所謂「古人不見今時月,今月曾經照古人」,再讀或再現《蘭亭集序》與《祭姪文稿》的現代視點可以怎樣擺放呢?這不單關乎書法,也關於舞蹈的意念,當呈現「天人合一」的時候,能否可以不是一個高懸的月亮襯托一個站立的人呢?因為這個畫面早已不再鮮活!總覺得楊雲濤的創造力可以豁得更盡更遠,例如下半場結尾那個漫長的空台(或空鏡)便是一個非常大胆的破格,他能大刀闊斧的讓舞者退下,將藝術的感染和體悟還原最基本的表述,因其純粹、質樸,去除一切多餘的解說,所以更能營造無邊際的想像空間,崩缺的碑文彷彿歷劫歸來,中國長河歷史上的幾許離亂、多少政治風潮無需動作或言語便已經歷歷在目也震悼心顏,而悠長的節奏也給予觀眾蘊釀和保留情緒的時間與空間,「空台」由是變得飽滿,空鏡從此變成凝鏡!

洛楓

洛楓:舞動時裝:《脫衣秀2012》的文化景觀

原刊香港:《Art Plus》2012年10月


如何舞動時裝?怎樣裝配動作?「時裝」和「舞蹈」看似同氣連枝,同是以「身體」作為「體現」或「化身」(embodiment),實則各有殊異的風情。「時裝」(fashion)標誌的是設計師的品牌與風格,既不是日常的衣服(clothing)祇為了功能的作用如修飾或保護,也不是舞台服裝(stage costume)那樣祇為服務演出的需要,時裝最重要的含義是「時代」(Tme)的顯映,即所謂潮流、趨勢,因此必需奪目耀眼、創意無限。至於舞蹈,來自肢體韻律的節奏、情緒與情感的隱現、空間和時間的串連,而當舞蹈與時裝跨界混合時,怎樣才能水乳交融?如何才可免於喧賓奪主或過猶不及?當然,舞蹈不是catwalk,時裝不是戲服,動作和衣飾的設計要如何互相配合才不會彼此制肘,做到如法國舞蹈論者努瓦澤特(Phillipe Noisette)所言的既wearable又danceable呢?基於這些前提去看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的《脫衣秀2012》,看五位年輕編舞跟四位新一代時裝設計師配成拍擋,共同編演一台衣香繽影,便會發現儘管四個短篇作品力圖為五花八門的服飾賦予意義和美感,但能真正做到舞蹈與時裝融為一體、互為表裏的祇有馮樂恆的《Fighter》,以及龐智筠稍稍觸及「衣服」日常意義的《Inside Out》而已。

 《Fighter》由馮樂恆夥拍時裝設計師冼美玉編演而成,靈感來自2011年紐約「佔領華爾街」引發一連串的全球性社會運動,同時也融入了香港「反高鐵集會」的示威事件,配合節奏強勁激昂的部落音樂,打造成富於嘉年華歡愉氣氛的台景。馮樂恆的編舞與冼美玉的服裝設計仿若度身訂造,天衣無縫,首先,編舞者從示威的實況擷取了形體動作、行為藝術及街頭劇等元素,化入舞蹈動作之中,使之符號化,既帶有政治意味,又能散發肢體律動的美感,以人羣/舞者的聚合、離散、扶持和變化排列空間的結構,T字形的舞台剎那充滿玩味,由catwalk的走道、舞蹈的演區化成遊行的路徑,經過變聲效果處理的抗爭口號瀰漫四周,昂揚的動作步步挺進,原是衣櫃的櫃門打開便變成「門常開」﹙政府總部﹚的明喻,觀眾如臨其景卻又在舞境的推展下隔著遠觀的距離思考。在這樣音樂、聲效與舞蹈動作的層層推演下,冼美玉的服飾發揮了錦上添花、相輔相成的作用,設計的樣式千變萬化,有輕如蟬翼的紗裙、硬橋硬馬的衣褲、華麗閃亮的裝束,甚至把玩性別的曖昧地帶,讓男舞者穿上裙子和legging,造就雌雄同體(androgyny)的形相,開展了時裝風格拼貼的各種可能,極盡奇裝異服之能事。此外,為了配合舞蹈的政治主題,冼美玉將報紙印刻在布料上,再裁成頭冠或裙襬,然後又在每件衣服的背面以不同的物料或絲線縫上一個「X」的字樣,表達了公民抗命,傳遞了示威者/舞者反動和不滿的情緒;這樣的場景,在這些日子以來「反國民教育」一片黑衣和交叉手勢的風潮裏,尤其看得驚心動魄,迵響了共鳴的心弦!

 龐智筠編舞、黃琪設計服飾的《Inside Out》從「時裝」的另一個層面回歸「衣服」的日常意義,借一件雙面外套發展舞步和裝載個人情緒,「衣服」返回原初的功能︰保護和修飾;保護的不單是面對外在冷熱衝擊的軀體,也是承擔內在情感考驗的心志;修飾的既是不完美的身形和體格,也是不願也不能表露人前的脆弱與卑微。「衣服」穿在身上如同角色扮演,根據環境的變換而更替身份,脫下時猶如剝褪修飾和角色,但又未必代表能真正的回歸自我——就這樣龐智筠與黃琪藉著一件oversize的豹紋大衣,以斷碎的章節呈示人與衣服的生存關係,「豹紋」花樣的隨處可見指涉了衣服的日常性與世俗化特質,特大號的尺碼暗示了生活、情緒、身份、責任、壓力與壓抑等種種過多的負荷,尤其是結尾時眾人將所有大衣全部堆放在舞者林波的身上,壓得他躬著身寸步難行,其餘舞者排列兩旁,臉上不停變換喜怒哀樂的神情,「衣服」作為「身份」的包袱層層演化,演成帶有幽默反諷的悲喜狀態,卻又那樣沉重不能卸脫。儘管《Inside Out》的結構有點零散未能聚焦,但充滿戲劇細節的舞段依然洋溢情味,將「時裝」落入了尋常百姓家,以「衣服」的形貌探索當代的生存處境。

舞蹈與時裝crossover一直實踐於西方的表演文化,像香奈兒(Coco Chanel)與Ballets Russes,高堤耶(Jean Paul Gaulter)與Régine Chopinot、川久保玲與簡寧漢(Cunningham)、山本耀司與Pina Bausch等,都能激出異樣的火花,豐富彼此的藝術形態,建造回應「時代」的創意;然而,可能基於成本和效應的關係,這樣的嘗試在香港並不多見,而且不容易做得成功,因為編舞者必需瞭解時裝的特性與發展,時裝設計師也需要掌握舞蹈的形相和知識,這猶如天秤的兩端,考驗的不但是平衡的工夫,還有識見、膽量、視野,以及人文素養的內涵。


洛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