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刊香港：《Art Plus》2012年10月
如何舞動時裝？怎樣裝配動作？「時裝」和「舞蹈」看似同氣連枝，同是以「身體」作為「體現」或「化身」(embodiment)，實則各有殊異的風情。「時裝」(fashion)標誌的是設計師的品牌與風格，既不是日常的衣服(clothing)祇為了功能的作用如修飾或保護，也不是舞台服裝(stage costume)那樣祇為服務演出的需要，時裝最重要的含義是「時代」(Tme)的顯映，即所謂潮流、趨勢，因此必需奪目耀眼、創意無限。至於舞蹈，來自肢體韻律的節奏、情緒與情感的隱現、空間和時間的串連，而當舞蹈與時裝跨界混合時，怎樣才能水乳交融？如何才可免於喧賓奪主或過猶不及？當然，舞蹈不是catwalk，時裝不是戲服，動作和衣飾的設計要如何互相配合才不會彼此制肘，做到如法國舞蹈論者努瓦澤特(Phillipe Noisette)所言的既wearable又danceable呢？基於這些前提去看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的《脫衣秀2012》，看五位年輕編舞跟四位新一代時裝設計師配成拍擋，共同編演一台衣香繽影，便會發現儘管四個短篇作品力圖為五花八門的服飾賦予意義和美感，但能真正做到舞蹈與時裝融為一體、互為表裏的祇有馮樂恆的《Fighter》，以及龐智筠稍稍觸及「衣服」日常意義的《Inside Out》而已。
《Fighter》由馮樂恆夥拍時裝設計師冼美玉編演而成，靈感來自2011年紐約「佔領華爾街」引發一連串的全球性社會運動，同時也融入了香港「反高鐵集會」的示威事件，配合節奏強勁激昂的部落音樂，打造成富於嘉年華歡愉氣氛的台景。馮樂恆的編舞與冼美玉的服裝設計仿若度身訂造，天衣無縫，首先，編舞者從示威的實況擷取了形體動作、行為藝術及街頭劇等元素，化入舞蹈動作之中，使之符號化，既帶有政治意味，又能散發肢體律動的美感，以人羣/舞者的聚合、離散、扶持和變化排列空間的結構，T字形的舞台剎那充滿玩味，由catwalk的走道、舞蹈的演區化成遊行的路徑，經過變聲效果處理的抗爭口號瀰漫四周，昂揚的動作步步挺進，原是衣櫃的櫃門打開便變成「門常開」﹙政府總部﹚的明喻，觀眾如臨其景卻又在舞境的推展下隔著遠觀的距離思考。在這樣音樂、聲效與舞蹈動作的層層推演下，冼美玉的服飾發揮了錦上添花、相輔相成的作用，設計的樣式千變萬化，有輕如蟬翼的紗裙、硬橋硬馬的衣褲、華麗閃亮的裝束，甚至把玩性別的曖昧地帶，讓男舞者穿上裙子和legging，造就雌雄同體(androgyny)的形相，開展了時裝風格拼貼的各種可能，極盡奇裝異服之能事。此外，為了配合舞蹈的政治主題，冼美玉將報紙印刻在布料上，再裁成頭冠或裙襬，然後又在每件衣服的背面以不同的物料或絲線縫上一個「X」的字樣，表達了公民抗命，傳遞了示威者/舞者反動和不滿的情緒；這樣的場景，在這些日子以來「反國民教育」一片黑衣和交叉手勢的風潮裏，尤其看得驚心動魄，迵響了共鳴的心弦！
龐智筠編舞、黃琪設計服飾的《Inside Out》從「時裝」的另一個層面回歸「衣服」的日常意義，借一件雙面外套發展舞步和裝載個人情緒，「衣服」返回原初的功能︰保護和修飾；保護的不單是面對外在冷熱衝擊的軀體，也是承擔內在情感考驗的心志；修飾的既是不完美的身形和體格，也是不願也不能表露人前的脆弱與卑微。「衣服」穿在身上如同角色扮演，根據環境的變換而更替身份，脫下時猶如剝褪修飾和角色，但又未必代表能真正的回歸自我——就這樣龐智筠與黃琪藉著一件oversize的豹紋大衣，以斷碎的章節呈示人與衣服的生存關係，「豹紋」花樣的隨處可見指涉了衣服的日常性與世俗化特質，特大號的尺碼暗示了生活、情緒、身份、責任、壓力與壓抑等種種過多的負荷，尤其是結尾時眾人將所有大衣全部堆放在舞者林波的身上，壓得他躬著身寸步難行，其餘舞者排列兩旁，臉上不停變換喜怒哀樂的神情，「衣服」作為「身份」的包袱層層演化，演成帶有幽默反諷的悲喜狀態，卻又那樣沉重不能卸脫。儘管《Inside Out》的結構有點零散未能聚焦，但充滿戲劇細節的舞段依然洋溢情味，將「時裝」落入了尋常百姓家，以「衣服」的形貌探索當代的生存處境。
舞蹈與時裝crossover一直實踐於西方的表演文化，像香奈兒(Coco Chanel)與Ballets Russes，高堤耶(Jean Paul Gaulter)與Régine Chopinot、川久保玲與簡寧漢(Cunningham)、山本耀司與Pina Bausch等，都能激出異樣的火花，豐富彼此的藝術形態，建造回應「時代」的創意；然而，可能基於成本和效應的關係，這樣的嘗試在香港並不多見，而且不容易做得成功，因為編舞者必需瞭解時裝的特性與發展，時裝設計師也需要掌握舞蹈的形相和知識，這猶如天秤的兩端，考驗的不但是平衡的工夫，還有識見、膽量、視野，以及人文素養的內涵。
洛楓
如何舞動時裝？怎樣裝配動作？「時裝」和「舞蹈」看似同氣連枝，同是以「身體」作為「體現」或「化身」(embodiment)，實則各有殊異的風情。「時裝」(fashion)標誌的是設計師的品牌與風格，既不是日常的衣服(clothing)祇為了功能的作用如修飾或保護，也不是舞台服裝(stage costume)那樣祇為服務演出的需要，時裝最重要的含義是「時代」(Tme)的顯映，即所謂潮流、趨勢，因此必需奪目耀眼、創意無限。至於舞蹈，來自肢體韻律的節奏、情緒與情感的隱現、空間和時間的串連，而當舞蹈與時裝跨界混合時，怎樣才能水乳交融？如何才可免於喧賓奪主或過猶不及？當然，舞蹈不是catwalk，時裝不是戲服，動作和衣飾的設計要如何互相配合才不會彼此制肘，做到如法國舞蹈論者努瓦澤特(Phillipe Noisette)所言的既wearable又danceable呢？基於這些前提去看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的《脫衣秀2012》，看五位年輕編舞跟四位新一代時裝設計師配成拍擋，共同編演一台衣香繽影，便會發現儘管四個短篇作品力圖為五花八門的服飾賦予意義和美感，但能真正做到舞蹈與時裝融為一體、互為表裏的祇有馮樂恆的《Fighter》，以及龐智筠稍稍觸及「衣服」日常意義的《Inside Out》而已。
《Fighter》由馮樂恆夥拍時裝設計師冼美玉編演而成，靈感來自2011年紐約「佔領華爾街」引發一連串的全球性社會運動，同時也融入了香港「反高鐵集會」的示威事件，配合節奏強勁激昂的部落音樂，打造成富於嘉年華歡愉氣氛的台景。馮樂恆的編舞與冼美玉的服裝設計仿若度身訂造，天衣無縫，首先，編舞者從示威的實況擷取了形體動作、行為藝術及街頭劇等元素，化入舞蹈動作之中，使之符號化，既帶有政治意味，又能散發肢體律動的美感，以人羣/舞者的聚合、離散、扶持和變化排列空間的結構，T字形的舞台剎那充滿玩味，由catwalk的走道、舞蹈的演區化成遊行的路徑，經過變聲效果處理的抗爭口號瀰漫四周，昂揚的動作步步挺進，原是衣櫃的櫃門打開便變成「門常開」﹙政府總部﹚的明喻，觀眾如臨其景卻又在舞境的推展下隔著遠觀的距離思考。在這樣音樂、聲效與舞蹈動作的層層推演下，冼美玉的服飾發揮了錦上添花、相輔相成的作用，設計的樣式千變萬化，有輕如蟬翼的紗裙、硬橋硬馬的衣褲、華麗閃亮的裝束，甚至把玩性別的曖昧地帶，讓男舞者穿上裙子和legging，造就雌雄同體(androgyny)的形相，開展了時裝風格拼貼的各種可能，極盡奇裝異服之能事。此外，為了配合舞蹈的政治主題，冼美玉將報紙印刻在布料上，再裁成頭冠或裙襬，然後又在每件衣服的背面以不同的物料或絲線縫上一個「X」的字樣，表達了公民抗命，傳遞了示威者/舞者反動和不滿的情緒；這樣的場景，在這些日子以來「反國民教育」一片黑衣和交叉手勢的風潮裏，尤其看得驚心動魄，迵響了共鳴的心弦！
龐智筠編舞、黃琪設計服飾的《Inside Out》從「時裝」的另一個層面回歸「衣服」的日常意義，借一件雙面外套發展舞步和裝載個人情緒，「衣服」返回原初的功能︰保護和修飾；保護的不單是面對外在冷熱衝擊的軀體，也是承擔內在情感考驗的心志；修飾的既是不完美的身形和體格，也是不願也不能表露人前的脆弱與卑微。「衣服」穿在身上如同角色扮演，根據環境的變換而更替身份，脫下時猶如剝褪修飾和角色，但又未必代表能真正的回歸自我——就這樣龐智筠與黃琪藉著一件oversize的豹紋大衣，以斷碎的章節呈示人與衣服的生存關係，「豹紋」花樣的隨處可見指涉了衣服的日常性與世俗化特質，特大號的尺碼暗示了生活、情緒、身份、責任、壓力與壓抑等種種過多的負荷，尤其是結尾時眾人將所有大衣全部堆放在舞者林波的身上，壓得他躬著身寸步難行，其餘舞者排列兩旁，臉上不停變換喜怒哀樂的神情，「衣服」作為「身份」的包袱層層演化，演成帶有幽默反諷的悲喜狀態，卻又那樣沉重不能卸脫。儘管《Inside Out》的結構有點零散未能聚焦，但充滿戲劇細節的舞段依然洋溢情味，將「時裝」落入了尋常百姓家，以「衣服」的形貌探索當代的生存處境。
舞蹈與時裝crossover一直實踐於西方的表演文化，像香奈兒(Coco Chanel)與Ballets Russes，高堤耶(Jean Paul Gaulter)與Régine Chopinot、川久保玲與簡寧漢(Cunningham)、山本耀司與Pina Bausch等，都能激出異樣的火花，豐富彼此的藝術形態，建造回應「時代」的創意；然而，可能基於成本和效應的關係，這樣的嘗試在香港並不多見，而且不容易做得成功，因為編舞者必需瞭解時裝的特性與發展，時裝設計師也需要掌握舞蹈的形相和知識，這猶如天秤的兩端，考驗的不但是平衡的工夫，還有識見、膽量、視野，以及人文素養的內涵。
洛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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