藝術家與行政人員合作而非對立 文化界領袖分享互信經驗

原刊香港：《大公報》2012年2月11日 B11

【本報訊】記者洪捷報道：當你正在考慮是否信任一個人之時，對方也可能正在考慮同一問題，信任是一種感覺，亦是一種學問。藝術家與行政人員建立互信，彼此便是合作夥伴，而非對立，昨日在香港藝術中心影院舉行的「文化領袖論壇─創建互信」，邀請文化界領袖分享經驗，暢談互信基礎。


建設西九需要互信

香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蔡寬量致辭時問道： 「我有值得相信的臉孔嗎？」令剛進場的觀眾在他的幽默提問中發出醒神的微笑。他認為領袖不是一個職位、名片、職銜，而是你的選擇。有了信任，就算很高榮譽與地位，也會真誠待人；遇上令人恐懼的情緒化指揮家，也能相信其音樂上的高度水平而作出適當協調；當面對官僚政治，也會避免變成不夠油的機器，有限的運行只能獲得很少成果。有了信任，文化機構的觀眾、贊助者也會相信其價值。

英國著名的「Clore 領袖培訓計劃」主席John Tusa，在論壇上引述了中國哲人老子的說話「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」；英國作家塞繆爾．約翰遜（Samuel Johnson） 名言「It isbetter to suffer wrong than to do it,and happier to be sometimes cheatedthan not to trust」（受害好過做錯事，有時被騙比不相信更開心些），去講出信任的好處。他認為在急速轉變的世局中，新的國際及地緣關係裡，經濟中心的移動過程，又或者正在建設的西九文化區，都很需要人們的互信，去達到良好的成果。他覺得值得信任、具責任感與願意相信都是很重要的成功元素，許多機構的失敗都因行政總裁與員工互不信任，造成災難性結果。

信任與否公眾評價

John Tusa 在論壇上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連納智（MichaelLynch）對話，連納智對官僚系統並不恐懼，原來，他的父親就是任職官場，與官員們溝通對他而言不是問題。他發覺在香港，人們有理想，但挑戰在於要清楚了解到將（西九）董事會、政府、藝團有效地結合起來，形成一個溝通合作網絡，他便能建立自己的影響力，工作就會較易進行。「過去我在澳洲也見過一些撥出藝術資源的部門，花很長時間去研究將錢撥給誰。但我採取的方法是，藝團給我一個三年計劃，我把資金撥給對方，就讓他們自行去發展，然後給公眾去評價是否值得信任。我不會說，你不能這樣，不能那樣的限制對方。」

連納智又認為，藝團與藝團之間，不要太在乎彼此的競爭，有時同行之間可成為好朋友，大家不要只想着你與我，而是共同可為香港的文化藝術，或者這個社會做些什麼，與競爭者一起向國際更廣闊的空間發展。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（文化） 廖昭薰與獨立編舞家兼舞蹈家Fearghus O'Conchuir 對談，分享她作為文化官員的經歷。廖昭薰表示，政府文化人員主要是負責撥款，為藝術家提供機會、資源與服務，互信是與藝術家合作的基礎，但行政人員則要控制資金運作的平衡，令資源使用得更有效。她認為藝術行政人員對藝術亦要有一定認識，並且為了讓藝術家實踐創作，有時也要敢於冒險。

資源分配質量決定

Fearghus O'Conchuir 問，政府官員是怎樣決定分配資源的？廖昭薰笑言，如果以官方的口脗來答： 「那就是要公平公開透明，但事實上，未必有百分之一百的公平與公開，藝術不一定是做到公平的，因為總有主觀的成分。最重要的，還是以質量來決定。」

廖昭薰又回憶了她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，負責香港國際電影節工作的經驗，當時放映中國第五代導演張藝謀、陳凱歌等的電影是一項冒險，但她經過多番努力，終於讓這些電影放映，並且獲得電影節同事的信任。

資深劇場導演鄧樹榮與紐卡素Northern Stage 行政總裁EricaWhyman 對話，由藝術家的角度去看信任。鄧樹榮認為，劇場工作者要讓藝術行政人員或觀眾理解其創作理念很不容易，因為他的有些作品是極簡形式，有些人以為是默劇，舞台上很黑暗，沒什麼東西看。「有時我會跟他們說，《憨豆先生》也是沒有對白。」鄧樹榮覺得好多人沒有問為何他要製作這些作品，藝術家對社會責任的表現，最好就是通過作品，把藝術家的智慧與觀眾分享。鄧樹榮認為對自己的目標與視野非常清晰，才能令合作的人繼續支持，去實踐自己的追求。

昨日的講者還包括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門， 「Clore 領袖培訓計劃」總監Sue Hoyle， 文化企業家John Newbigin， 顧問公司IdeasUnlimited 董事Dick Robertson，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創辦人及總監黃英琦。上述論壇由英國文化協會與香港大學「文化領航學程」合辦。